云南，玉溪，一个普通的黄昏。 太阳从哀牢山脉沉下去，余晖把整片山野染成暗红色。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蹲在荒坡上，手里攥着一把刚从泥石流废墟里抠出来的红土。 他捏了捏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很久。 那是2002年春天。 他已经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“鸟不拉屎”的荒山上，待了快一整年。 果树苗刚栽下，叶子蔫蔫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活。 但老人的眼睛很亮。 他在想事情。 不是在想着怎么活下去，而是想了整整十年，才想通的一件事。 他想通的这件事，得从很远的地方讲起。 1958年，云南边境，元江红光农场。 一个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年轻人，正弯腰在山坡上挖红薯。 烈日当头，汗珠子砸在干裂的红土地上，瞬间就被蒸发。 他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锄头一下一下地往下挖。 这个人，是褚时健。 那一年，他29岁。 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，当过玉溪地区行署的人事科长。 在那个年代，是个有点体面的职位。 但体面没用，一夜之间说倒就倒。 他被下放到农场改造，什么农活都干。 种地，榨糖，酿酒。 别人干活是应付，他是真干。 他把榨糖的每一个环节都琢磨透了，出糖率比老农还高。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。 这种性格，后来成就了他，也几乎毁了他。 在农场里苦熬了二十多年，从青年熬到了中年。 日子过得像钝刀子割肉，但他挺过来了。 1979年，他被平反。 组织上问他，你想去哪。 他有两个选择。 一个是玉溪卷烟厂，一个是玉溪地区的政府机关。 机关稳定，坐在办公室里，旱涝保收。 烟厂是个烂摊子，谁都不想去。 他选了烟厂。 玉溪卷烟厂，1979年是个什么光景。 厂房破旧，设备老化，工人懒散。 厂区的路上，到处是散落的烟丝和烟纸。 车间里，没人在意质量，残次品堆得到处都是。 全厂年税利，不到一个亿。 跟他后来创造的帝国相比，这个起点寒酸得让人想哭。 但褚时健没想那么多。 他来了，就开始干活。 他一个人，没有带任何亲信。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在厂区里转。 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，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问。 工人不认识他，以为是上面来检查的。 他不管，就蹲在机器边上，看烟叶怎么切丝，烟丝怎么卷制。 他发现问题太多了。 烟叶收来，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，好坏混在一起。 设备，用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古董，故障率极高。 生产出来的烟，有的好抽，有的辣嗓子，没个准数。 他开始动手改。 第一件事，是引进设备。 那时候中国还很穷，外汇紧缺，进口设备是大事。 他四处跑，跟上面要政策，跟银行磨贷款。 最终，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卷烟机。 机器到了，他又蹲在车间里，看英国人怎么安装调试。 每一个零件，每一道参数，他都记在心里。 他要求工人，必须把新设备用到极致。 保养要到位，操作要规范，一点马虎都不行。 在厂里，他定下的规矩，比部队还严。 第二件事，是抓烟叶。 他深知，好烟是种出来的，不是卷出来的。 玉溪的土壤、气候，非常适合种烟叶，但农民种烟的方法太原始。 他直接跑到田间地头，跟烟农一起研究怎么育苗，怎么施肥，怎么采收。 他把美国的烤烟技术手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，然后翻译成农民能听懂的话。 他要求烟叶种植，必须标准化。 什么时候移栽，株距行距多大，什么时候打顶抹杈，全部定成规矩。 谁不按规矩来，烟叶收上来，他拒收。 一开始，农民不理解，觉得这个老头太轴。 等烟叶质量上去了，价钱跟着上去了，大家才服气。 第三件事，是立规矩。 在那个年代，烟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，也是权力寻租的高发区。 玉溪卷烟厂，很快就从一个烂摊子，变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。 到九十年代初，红塔山成了中国最硬的牌子。 一包红塔山，是身份的象征。 求购的人，从全国各地涌向玉溪这个小城。 烟厂招待所里，住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经销商。 很多人拿着条子来，都是各级领导批的。 要烟。 只要把烟出厂的门票拿到手，转手就是成倍的利润。 在那个物资还相对匮乏的年代，手握批烟权，就等于坐在了一座金山上。 褚时健做了一个决定。 这个决定，在当时看来，是铁面无私，是清廉自守。 他规定，整个红塔集团，只有他一个人有批烟的权力。 所有的条子，都要汇到他这里来。 符合条件的，他批。 不符合条件的，哪怕条子来自再大的领导，他也拒。 他的保险柜里，攒了厚厚一摞被他拒绝的条子。 每一张条子后面，都站着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一个权力网络。 他觉得自己按规矩办事，问心无愧。 他没想过，这些被他挡在门外的人，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那几年，红塔集团成了印钞机。 1994年，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。 跟他一起入选的，都是当时最耀眼的改革明星。 他站在领奖台上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意气风发。 那一年，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被评估为三百多亿。 他一个人，撑起了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。 但属于他的个人薪酬，一年只有几万块钱。 十八年，他在这个位置上，总共拿到手的工资，拢共八十多万。 他创